为什么赏石文化的第一座高峰出现在唐代并且是中晚唐呢？我认为既有赏石文化自身积累的原因，也有时代的因素。

1、赏石文化自身的积累

首先是赏石实践的积累。我国很早就出现了赏石文化的萌芽，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青州贡铅、松、怪石。”《山海经》中有“青碧石”、“美石”、“文石”、“怪石”等不少关于奇石的记载。虽然这些记载还很零散，但也从中透露出我们远古的祖先就已对奇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至秦汉时期，奇石开始成为皇家园林的点缀，如汉朝的未央宫、上林苑中都有大量的奇石假山。王侯、富室随之仿效，用奇石装饰私家园林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赏石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关键时期。这时期私家园林逐渐发展，私家园林虽不能像皇家园林那样盛大和有气派，却更追求园林的意趣，促使观赏石从园林中独立出来，标志之一便是园林独石的出现，并开始单独为奇石命名。今天所知的最早的独石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时的“三品石”和“到公石”。独石的出现与欣赏，为赏石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。

 图1  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园林石

在唐代，即使奇石已从假山石中独立出来，却依然与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方面大量被独立欣赏的奇石依然是园林的一部分（图1、2），如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中草木与奇石交相辉映；一方面即使是当时的厅堂供石，也以山形石为主，所以当时最看重的就是现在看来质地并不怎么好的太湖石。中国园林崇尚自然，师法自然，这正与奇石的崇尚天然相通，乃至当时的赏石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园林文化的烙印。

其次是赏石思想的准备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文化为赏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出现了山水文化。因为政-治上的高压和道教炼养的需要，自然山水成为“名士”亲近的对象，自然山水的独立美被发现出来。山水文化表现在山水观（或曰山水美学、山水哲学）、山水画、山水诗、山水游记、园林艺术几个方面。我在《道家文化与奇石文化的起源》（《石语》2004年第9期）一文中说：“奇石文化是从山水文化发展而来的。具体说，山水美学为奇石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，山水绘画、山水文学为奇石文化提供了审美借鉴，园林艺术为奇石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实践经验。”

唐代赏石家也深受山水文化的影响。在白居易的诗中，多次出现“泉石”一词。“泉石”既可以指自然山水，也可以指园林中的池沼、流水和假山、独石，而两者是相通的，都是诗人热爱自然山水的表现。我们今天赏玩奇石，依然追求奇石的天然性、趣味性，这也与古代山水文化一脉相通。

图2 《高逸图》（局部），唐·孙位绘

2、时代文化与美学思想的影响

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在古代社会赏石文化的出现与发展，与审美趋于内倾性有关。所谓审美的内倾性，指将广阔的世界纳入狭小的境界中，从局部与有限的一画或一泉、一石中体味广阔与无限的超越境界。审美内倾性的出现，往往与现实政-治有着直接的联系。当*趋于腐败、黑暗时，才华满腹的文人们既不能同流合污，也难以在*舞台上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，便转而追求个人生活的安逸与趣味。魏晋时期兴起的山水文化和赏石文化，中晚唐时期盛行园林文化和赏石文化，都与此有关。

就唐代而言，初唐呈现出勃勃向上的气氛，而盛唐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、强盛、开放时代。而经过“安史之乱”后，中晚唐出现藩镇割据、宦官擅权和朋党之争，政-治衰落，社会动荡，人们痛苦，而审美也由盛唐的外倾而开始转为内倾，艺术上由崇尚华丽而转为重视意境。同时士人退而追求个人一己的安定、闲适，增强了对庭中山水（私家园林）的需求，而奇石正是庭中山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白居易。白居易的人生以元和十年(816)为界，前期为“兼济天下”时期，他积极入世，对君主的献言建策，创作了大量讽喻诗、新乐府诗；后期为“独善其身”时期，即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，他采取了消极的处世态度，闲适便成为他生活的主要目标，写了大量的“闲适诗”。白居易藏石、赏石、咏石等活动，也主要在后期。他晚年居住在洛阳履道里宅，修建园林，与泉石相伴，乐在其中。

中唐之后，意境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。刘禹锡说：“境生于象外”，这是对意境最早、也是最精练的概括。李昌舒先生在《论白居易的庭中山水 及其美学意蕴》一文中说：

士人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“身”之超越上，而更为注重“心”之超越。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超越，“身”所处的现实世界越令人不安，就越要追求超越于现实之上的“心”的安宁。“身”的陷于平庸促成了“心”的趋向高洁，“身”的紧张、焦灼促成了“心”对平和、淡远的追求，“身”的囿于有限促成了“心”对无限的追求，“身”的不自由促成了“心”对自由的追求。由此，高洁、平淡、无限、自由也就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文学艺术的基本追求，这种追求的结晶就是意境这一范畴。

白居易的许多闲适诗，表达就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意境。

总之，赏石文化的在中晚唐异峰突起，与时代文化与审美观念密切相关。

3、文化名流与朝廷高官的示范作用

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李德裕、牛僧孺两人身为宰相而爱好奇石，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榜样示范作用。白居易作为大文学家，爱石写石，影响力也不可小觑。

中晚唐时期，贫富分化严重，官府、皇室、官僚、豪富以至寺院，都拥有大小不一、数量不等的田庄。他们为了美化居住环境，完全有可能效仿“洛下三雄”的做法，在庭院中摆设奇石，作为一种时尚。这在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。皮日休诗：“通侯一以眄，贵却骊龙珠。厚赐以賝赆，远去穷京都。五侯山下土，要尔添岩龉⑥。赏玩若称意，爵禄行斯须。”吴融诗：“何必豪家甲第里，玉阑杆畔争光耀。”姚合诗：“奇哉卖石翁，不傍富贵家。”其中都透漏这样一个消息，即当时的富贵之家都争置精美的大型奇石。刘禹锡写牛僧孺获得一块“奇状绝伦”的太湖石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：“有获人争贺，欢谣众共听。一州惊阅宝，千里远扬舲。”可以想象，当时运输条件落后，运输时间长，动用人力多，大型奇石的运输过程，实际上也是奇石的展示、宣传过程。

这种“从上至下”的影像模式，有利于赏石文化在古代的迅速传播，也有利于赏石文化在古代成为精英文化。而当今赏石文化之所以难以成为精英文化，也正与今天赏石文化的影响力是“从下向上”，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弱化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