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房石赏石文化—元明清文人印学兴起

元代书画家赵孟頻在《印史》中批评不合古意的流俗，提出复兴汉印古雅、质朴的风尚。元末刘绩《霏雪录》记:“以花药石刻印者，自山农始也。山农用汉制刻图书，印甚古。”“山农”为煮石山农的简称，是元代画家王冕的号，花药石即叶蜡石，图书乃印章别称。赵孟頻、王冕在印章中的贡献，为明清印学赏石文化起到推动作用。明清以来，随着文人学者大力治印，论多。尤其是印印章边款的创作和软质印石的使用，使中国印印学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，达到继丙两汉后的又个艺术巅峰。

明代周应愿在《印说》中写道:“文也，也、书也，画也，与印一也。这种“印与文诗书面-体说”，将印提升到☆的审美境界。明化光先《印章论》说:“夫刀法 贵明笔意，盖运刃如运笔。”明文学巨子王世贞讲: “论印不于刀而干书，犹论字不以锋而以骨，刀非无妙，然必胸中先有书法，用能迎刃而解。”明朱简 《印经》说:“印先字，字先章，章则具意，字则具笔。刀法者，所以传笔法也。刀法浑融，无迹可寻，神品也;有笔无刀，妙品也;有刀无笔，能品也;刀笔之外，而有别趣者，逸品也;有刀锋而似锯牙痈股者，外道也;无刀锋而似铁线墨猪者，庸工也。”以上大家“笔意说”的精妙理论，使治印进入了更高的艺术殿堂。

明苏宣在《苏氏印略序》中说:“知世不相; 沿，人自为政，如诗不法魏晋也，而非复魏晋:书不法钟王，而非复钟王。始于摹拟，终于变化。清初学者周亮工在《书陆汉标印谱前》中说:“陆汉标以予言为是，故治印能运已意。能运已意而复妙得古人意，此汉标之所以传也。”苏宣与周亮工提出的“人古出新”和“运已意说”，是对明代治印出现一味刻意 模仿而失去自我的警示，为治印大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。

晚清印学大师赵之谦在其《苦兼室论印》中说:“刻印以汉为大宗，胸有数百颗汉印，则动手自远凡俗。然后随功力所至，触类旁通，上追钟鼎法物，下及碑额造象，迄于山水花鸟，一时一事，觉无非印中旨趣，乃为妙悟。印以内为规矩，印以外为巧，规矩之用熟，则巧生焉。”赵之谦“印外求印说是讲治印功力在印外，功力所至，触类旁通。这种高嘴还城的见解， 极大地丰富了印学宝库。